老龄化的代价与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
经济热点分析
亚洲老龄化的代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月份发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专门讨论了亚洲如何应对人口变化的挑战。报告中指出了亚洲不同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在在日本等国，人口老龄化十分迅速，劳动人口正在萎缩。而在菲律宾等其他国家，年轻人正大量涌入就业市场寻找工作。
如下图所示，在未来三十年中，老龄化可能使日本年均GDP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而在印度、菲律宾等本地区拥有最年轻人口的国家，劳动人口的增长可能使GDP年增速上升1个百分点。
从中也突显出了挑战因素。过去几十年，亚洲不断增长的年轻劳动人口（15至64岁）曾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总体上亚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本地区的生育率正在下降，人们的寿命延长。
未来几十年，本地区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将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为迅速的国家。日本的人口已经负增长，而本地区的人口增速也正在放缓，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至零。在新加坡和韩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在50岁以上；而日本5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重已接近一半。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者的数量会越来越少。亚洲的劳动人口预计将减少数亿人之多。例如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可能减少1.7亿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医疗费用和养老金支出将增加。这将给政府预算带来压力，可能降低经济的增速，除非一国出台政策以提高生产率和提供高质量的工作。
相比之下，其他亚洲经济体（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劳动适龄人口正在增加，生育率也在上升，它们将从人口红利中获益。
IMF认为，上述人口趋势将影响各经济体的未来。因此，让政策发挥作用十分重要。劳动力市场改革对老龄化社会来说尤为关键。通过“客工”计划等方式鼓励外来劳工，移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内劳动人口的预期下降，进而缓解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通过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如在日本，采取的措施是增加儿童保育设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以及推广灵活就业，都将有助于减少劳动力短缺，减轻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亚洲老龄化问题将比西方严重
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和西方西方国家相比，亚洲国家将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奇快。到2050年，在泰国、中国等国家，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到2050年，在中国、泰国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养老金领取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能会比许多发达国家更高。对于面临“未富先老”风险的国家，如泰国和中国，快速老龄化可能造成严重问题。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以联合国（UN）数据为主要依据所做的预测显示，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年收入迈上3万美元之前，它们的人口年龄中值就已经会达到40岁。
渣打经济学家萨曼莎·阿梅拉辛哈（Samantha Amerasinghe）表示，“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是最大的中期结构性挑战之一，”包括巴西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而“中等收入国家对此很担忧，（因为）这可能限制它们加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能力。不利的人口结构可能降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并阻碍发展。”
在围绕多数东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担忧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国家并不仅仅是在复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模式——相比之下，后者或许能够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
一些亚洲国家不仅在更低的收入水平步入老龄社会，而且老龄化速率比西方快得多，这意味着它们的老龄化后果将甚于西方。
比如，法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7%翻一番至14%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澳大利亚用了73年，美国用了69年。相比之下，预计韩国将在短短18年里发生同样的转变，泰国是21年，中国是23年。
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剧烈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生育率下降，据渣打估计，到2025-2030年，亚洲地区的生育率将降至每名妇女生育2个孩子，而在1970-1975年期间生育率还是5.1。在中国香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生育率已经跌至1.4以下，在泰国为1.5，中国为1.6，都低于世代更替所需的生育率水平，连印度的生育率都降至2.3（不过我们不应忽视整体情况，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受非洲人口将增长近3倍的驱动，全球人口将从去年8月时的74亿猛增到112亿）。
同时，亚洲的预期寿命也在迅速上升，从上世纪50年代的42岁上升至现在的72岁，上升速度比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地区都快。
这些因素可能意味着，在未来数十年，多个亚洲国家的养老金领取者比例将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如果联合国预测的欧洲生育率将从1.6提高到1.8是准确的，就更是如此了。
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2015年的13.1%上升至35.1%，高于新加坡的33.9%。到那时，泰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从10.5%激增至30.1%，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从9.6%上升到27.6%。预计到2050年，这4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比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发达国家都高，不过日本的这一比例仍将是所有这些国家中最高的。
阿梅拉辛哈说，下一阶段的全球老龄化将由关键亚洲经济体的快速老龄化驱动，根据联合国预测，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老年人口比例将是上升最多的，尽管它们的人口年龄已经相对较高。泰国和中国也将处于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行列，它们将在下个十年的中期步入“老龄化”（定义是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14%）。这两个国家还将在2035年步入“高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21%及以上。这只比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步入高龄化社会的时间晚5年。
从绝对数字来看，影响可能更大：在2015年，中国就有1.31亿老年人，比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3个大国——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老年人口总数还高。
几个亚洲国家快速老龄化的影响还可能反映在劳动力的变化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台湾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开始下降，韩国和泰国将在2020年到2025年之间出现同一情况，而新加坡则紧随其后。
相比之下，预计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至少在2030年前将继续增长，不过日本的劳动力将减少。
对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而言，这种情况将尤为棘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更小、更开放的经济体可以通过输进外来劳工来对抗老龄化的影响，”阿梅拉辛哈说。“对于大型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来说，这么做会较为困难，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移民在该地区也是个敏感问题。”
不过，中国非常巧妙地展示了可供政策制定者选择的应对劳动力下降的一种办法。在中国城市，蓝领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只有50岁，白领女性为55岁，男性为60岁，大大低于多数西方国家。然而，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岁（男性为74.8岁，女性为77.3岁），仅比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岁左右。
渣打表示，中国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宣布养老金制度改革计划。据其测算，如果中国每年把退休年龄推迟几个月，到2025年提高至70岁，届时人口结构有望像2010年一样强劲，正如上图所描绘的那样。
今年7月，新加坡料将提高再就业年龄。该国退休年龄为62岁，但公司必须向65岁以下的合格劳动力提供再就业机会。该年龄上限预计会提高到67岁。阿梅拉辛哈指出，韩国也有提高退休年龄的余地，因为“韩国人一般会在55岁左右辞掉在公司里的全职工作”。
台湾地区或许也有选择空间，因为“评价很高的社会福利和退休制度经常被援引为民众退休年龄低于一般水平的原因”。2015年，台湾地区工业和服务业从业者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8.1岁，大大低于法定退休年龄65岁。
据渣打估算，如果不进行改革，中国要想确保公共养老金制度长期运行下去，最终将不得不把养老金缴款提高至收入的50%。相比之下，越南的养老金缴款与收入之比最终需要达到40%，泰国也要接近30%。其他政策选择包括采取措施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但中国和泰国的女性就业率已高于多数西方国家，而日本和韩国采取的提高生育率措施取得了“微乎其微的成功”。
渣打的研究报告揭示了一个怪异之处，所谓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LCH）在多数亚洲国家似乎并不成立。西方的标准模式是，人们在参与劳动的阶段进行储蓄，在退休后动用储蓄。在亚洲大部分地区，人们在退休后，似乎不会像这样动用储蓄。“在日本、印度、菲律宾、台湾和韩国，人均私人储蓄确实会出现下降，但发生时间晚于按照生命周期假说推导出的时间。唯有印度尼西亚存在动用储蓄现象。”
一个解释是，“资产收益仍然明显好于预期”，从而降低了动用储蓄的需要。此外，亚洲退休者的行为似乎受到一种希望给下一代留下遗产的愿望的驱动。鉴于许多亚洲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体系的薄弱，预防性储蓄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会带来一个不利的后果，随着退休者占国家总人口比例的升高，消费可能会降低。然而，鉴于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可能将快速增多，渣打预测，这一群体的年消费额将从当前的4000亿美元大幅攀升至2.8万亿美元。
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开始起步
老龄问题专家杨燕绥就此分析到，在进入老龄社会的初期，中国拉开了国营企业减员增效改革的序幕。由于服务业非常不发达，几千万国营企业的冗员需要政府安置。其中一部分人提前退休了，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7岁，几十年工龄的社会保险缴费却没人买单。这在当时属于权宜之计，但这个人群没有被封闭管理和照顾。中国的公共部门和企业至今仍然沿用提前退休来解决组织绩效问题，将问题留给了社会和后人，并未真正改善组织管理。他们还有一部分人失业了，两年后有些人领到了低保，并等待领取养老金。因此，那些仍然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提前退休并领取低保救济不仅理直气壮，而且受益颇多。在一些城市里出现了贫困家庭的“啃老”现象，城市的建筑业和服务业似乎只能由农村人来做，农村很快就陷入土地荒芜、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众多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在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吃饱饭的中国家庭在1963年有一个生育高峰，当年人口增长了0.3%以上，这个人群中的女职工在2010-2013年间（即50岁之前）出现了一个退休高峰，以至于2014年中国社会保险计划内的赡养比不足3:1,社会保险基金出现当期资金缺口，支付增长率持续高于收入增长率。如果减去劳动人口中的在校生、大量的低收入人口、失业人口和60岁以前的早退休人口，会发现中国在事实上已经提前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政策薄弱，导致中国代际赡养的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统计赡养比。
接踵而来的社会问题是：企业社会保障税费负担重，加之个人账户被做空失去了年轻人的支持，逃保断保降费基的现象很普遍。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费率占工资总额的28%，实际征缴率却不足18%；政策主张社会保障全覆盖，但非正规就业还在发展，青年逃费、中年早退打工的现象很普遍。“五险一金”计划的费率高、征缴难；基金管理绩效差、收益低、被挪用等；覆盖不足、待遇不公、持续性差。清华大学中国老龄社会和养老保障发展指数一直徘徊在0.500-0.600之间，代际利益关系问题日益凸显。突破口似乎应从延迟退休开始。被关注的50岁女性人群是大姐还是大妈，是去工作还是去跳舞，是“中国式大妈”现象的尴尬。
近期，在中国社会和网络中，关于延迟退休的议论很热，大多数网民反对延迟退休，主要理由是担心延迟退休吃亏、大龄人员就业难、挤占青年人的工作岗位等。中国政府已采取如下措施：在2014年，将机关和事业单位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0岁；201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2017年出台延迟退休方案，从2022年开始延迟退休并延迟领取养老金。
然而，延迟退休并非孤立问题，同时还涉及劳动人口年龄和促进就业、工资增长、社会保险缴费、养老金结构等问题，需要一系列综合配套措施。一是立即启动“50+”行动计划，帮助传统产业转移富余人员、帮助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向服务业转移就业，解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就业结构问题，避免出现延迟退休和青年就业的冲突，逐渐提高劳动人口年龄和国民就业参与率；二是调整养老金结构和参数，适度降低企业和职工的缴费负担，多交多得，提高社会保险政策的激励性和基金管理绩效，确保公共养老金保基本、职业和个人养老金激励就业与参保，逐渐提高正规就业比例，为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发展开源；同时，从供给侧改革关注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从需求侧改革提高老龄人口的购买力，推动医养服务业的发展。
在“十三五”计划期间，中国将实实在在地制定和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措施，而这个突破口即延迟退休。
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在哪里？
在应对老龄化的同时，还需要挖掘“人口红利”。如何挖掘？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沈凌认为，计算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力时，除了需要考虑人口数量红利，还需要考虑质量红利。
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来源必定归结到人。而有研究者估计，中国人口已经被印度超过，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是“未富先老”，“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不再有人口红利了呢？如果是，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动力来源还能指望什么呢？
在计算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的时候，我们除了需要考虑人口的数量红利，还需要考虑人口的质量红利。而我们现在一直谈论的，往往是指人口的数量红利。
数量是容易计算的，点人头即可。质量可怎么衡量呢？我们有两个比较好的质量指标，来分别衡量“低端的劳动力（工人）”和“高端的劳动力（工程师）”的质量水平：
成人识字率描述了最普通的工人的基本素质，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普通工人的知识水平。识字率越高，代表了工人越能够理解现代大工业的操作程序和熟练能力。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好。1990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达到7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76%。大家或许会不满意于这样的水平，怎么才达到平均水平啊？可是要知道，1990年的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当时中国大约300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是超过4000）可以说中国政府在经济起飞之前，已经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储备了足够优秀的普通劳动力。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旦中国打开大门，一下子成为最能够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
而可以与之相对比的是印度，这个更加接近于西方国家体制的发展中大国，照样有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也有更加好的保护产权的法治体制，但是在国际资本面前并没有那么具备吸引力，因为他们的成人识字率到2015年才达到72%。
不过印度有印度的优势。在另外一个衡量高端劳动力素质的指标中，印度曾经走在了中国前面，那就是“大学入学率”。这个指标说明的是未来劳动力中的工程师比例，或许它能够部分地代表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能力。在2000年，中国是7.7%，而印度是9.5%，两相比较，印度的优势明显。
但是过了五年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到2005年，中国大学入学率达到20%，已经非常接近世界水平（24%），而印度依旧徘徊在10%左右。这是中国大学扩招的结果。虽然我们可以对大学扩招只重数量不重质量报以善意的批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学生数量的急剧上升，为现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速增长提供了保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大学生介入劳动力市场，我们能够诞生阿里巴巴腾讯华为这样的优秀企业。所以，对未来的经济长期增长的预期，不能纠结于短期政策（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等），而应该更加关注类似于“大学扩招”这样的制度性变革。
现在我们的政府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从资本积累和资源耗费转变到创新驱动。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建立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大学体制变革迟迟没有进展得到佐证。
大学扩招是增加了中国高端劳动力（工程师）的数量，但是大学本身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才能改善未来中国工程师的质量。而工程师质量的提高，才是创新驱动的温床。从中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分析，似乎有点儿对这样的崇高使命勉为其难。因为行政管理是所有管理中最缺乏效率的一种方式，而科研创新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人类生产活动。所以，很难想象，也从无先例，一个最低效的管理方式会诞生最有不确定性的创新成果。
不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中国的开放度很大。我们本土的大学科研机构受制于行政体制，但是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却可以通过和国外先进大学的合作，得到长足的进步。几年来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大幅增长，回国数量增加更加快。因为体制原因，中国不能像吸引产业外资一样把教育领域开放给世界，但是出口学生相当于进口大学。1996年中国的出国留学生数量才区区2万人，到2015年已经超过50万。更加可喜的是，回国率（回国人数/出国人数）从当初的30%提高到现在的80%。按照一所大学招生一万人计算，每年50万的出国留学生相当于我们进口了50所大学。从这一点分析，我相当看好中国的未来。 （完）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